在中国人的印象中，皇帝穿的都是金灿灿的明黄龙袍。可是黄色为何会成为中国皇帝的专属颜色？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我们一直以来听过很多说法，比如五行五色中的土德尚黄、炎黄子孙之类。但是要真正解答这个问题，可能还是得先从北朝之后常服品色次序的形成说起。

　　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袍色排列制度，更多是通过冠、印、绶、佩等部分的不同加以区分。北朝末到隋代，在受胡服影响而产生的常服系统中，逐渐形成了以服饰颜色排列等级的“品色服”制度，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体依次是紫、绯、绿、青、黄，并被后世沿用。这种等级排列的成因有很多，但其深层原因，和当时各种颜色染制的难易程度有一定关系。紫、绯是染制最难的两种颜色，明艳度也较青绿高，被选择为一、二等服色；青色系的来源蓝草种植普遍，染制技术成熟，和绿色一起成为三、四等服色；黄色是在自然植物中最容易获取的染料色素，黄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，成为当时服色等级的末端色彩，和完全不用染、最廉价的白色一起，在隋唐被定为“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”。

　　这么说来，既然黄是最低等的颜色之一，那皇帝为什么也穿黄袍？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长久的误会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黄色并非帝王的专属色，的确就是上自天子、下至庶民最日常的袍色而已。作为非礼仪服饰，初唐官员“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，与庶人无异”，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用黄袍。但唐上元年间曾有一次“禁黄令”，起因是某次“洛阳尉着黄衣夜行，为部人所殴”，官员夜里穿着黄袍，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，高宗闻后“下诏申明之，自此朝参行列，一切不许着黄”，禁止官员朝参着黄(《唐会要·舆服》、《册府元龟·立制度》)。

　　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前提，简单记录为“始一切不许着黄”，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“禁黄”，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。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，就能发现恰恰相反，这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，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，我们观诸之后反复颁发调整的多次制度，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。再看唐代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、绘画、陶俑人物形象，黄袍小吏或奴仆、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。

　　不过自隋以来，帝王的确也着黄色，起初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，为取方便的缘故。如《旧唐书》所称：“隋代帝王贵臣，多服黄文绫袍，乌纱帽，九环带，乌皮六合靴。百官常服，同于匹庶，皆著黄袍，出入殿省，天子朝服亦如之，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，盖取于便事。”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当时属于帝王的“黄”，其实和普通黄色系还不完全相同，而是其中一种色泽略深，黄中偏赤的“赭黄”、“赤黄”。这种选择可能还和隋文帝个人喜好有关，便是两唐书多次提到的“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”。到唐代因隋旧制，皇帝继续“以赭黄袍、巾带为常服”，“天子袍衫用赤黄”，以及“皇帝柘黄袍衫”，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。

　　这种用柘木或黄栌染出的赭黄，起初也不禁臣庶使用，当被皇帝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才渐渐成为其专属颜色，“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”(《新唐书》)，《元史·舆服志》也有“庶人不得服赭黄”之令。明代建国后，定皇帝常服为“袍黄色”，并把禁黄的范围延伸至“柳黄、明黄、姜黄”，但赭黄依然是帝王常用的袍色。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，尤其是中后期，大多身着各种赭黄、赤黄色袍服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柘木条中提及“其木染黄赤色，谓之柘黄，天子所服”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一段“鬼王献黄袍”的情节，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，奉承道：“今见大王授了天箓，得意荣归，特献赭黄袍一件，与大王称庆。”孙悟空穿了赭黄袍，也自封起“齐天大圣”与天庭抗衡了。

　　直到清代，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我们所熟悉的明亮度最高的“明黄”，凌驾于所有颜色之上，皇子及贵妃、妃用略偏赤黄的“金黄”，非特赐禁臣庶使用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，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服色而已。

　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模仿唐制的日本，至今还把赭黄色当做天皇的专属色彩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唐代皇帝黄袍具体色相的旁证。平安初弘仁十一年(唐元和十五年，820年)，嵯峨天皇以遣唐使菅原清公带回的唐制作为范本，颁布了改定天皇服饰的诏书，制定天皇大小诸会用“黄栌染衣”(《日本纪略》)。其衣色即为黄栌和苏木染出的赭黄色，这在日本也成为天皇之外的绝对禁色。1989年明仁天皇即位时，使用的束带装束礼服，便是最隆重的“黄栌染御袍”。